设计新闻-走向商业文化的中国当代艺术--马钦忠访谈,画册设计,平面设计

马钦忠 1958年生。艺术批评家、策划人。《艺术家》主编。现居上海。

记者：相对于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你作为《艺术家》和前《艺术界》的主编，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你对这一时期当代艺术的发展有何见解？

马钦忠：我认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给中国整个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地变化，实质上，中国以成为一个较为开放的商业社会，中国当代艺术也随之开始进入了一个商业文化时期。过去很长时间，中国虽然也在社会主义旗号下搞现代化，但当时经济结构带有非常落后的封建色彩，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是不可能使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根本变化的，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的震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生活的节奏，以及人与时尚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人逐渐改变了以往僵化单一的生存模式。这就是当代艺术面对的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社会背景，它必然地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发展。同时，中国当代艺术面临艺术本土化问题。在一个资讯共享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国界的，西方强势文化必然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积极的方面显示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一体化，消极的方面则表现在文化的后殖民倾向。我认为，只有在这种背景提示下来思考问题，才能找到当代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

记者：今年八月，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参加“雕塑广场研讨会”时，我们曾讨论过一些问题，比如你谈到你目前特别关注九十年代的商业文化、艺术的日常化以及艺术与流行文化的关系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界具有普遍意义吗？

马钦忠：我想这些问题最为突出的肯定在广州和一些南方城市。在内地，比如成都，你会看到人们生活得很闲散，一天的时间显得特别长，而且每天的生活内容是一样的。但在广州这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广州，一个人今天有一个机会，明天也许就没有了。你今天可能在茫茫苦海中挣扎毫无希望，明天可能一个意外的电话就给你带来了生机。这就是市场经济特殊规律下的个体生存。这就要求一个人充分把握每一个机会。这种生活给生活其中的艺术家引发了许多日常性的思考。由于南北东西城市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就造成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一些生活在北方或内地的艺术家感觉这些问题的提出或许是从国外模仿来的，认为这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挪用过来的概念，而实际上，这些问题是本土化的生存所提示出的。虽然目前商业文化、艺术的日常化以及艺术与流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强调显得有点局部化，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它会日益显示出观念的前瞻性。

记者：问题是不同地域的艺术家的生存经验的确有很大不同，自然在艺术上做出的反映也就不同，对你提出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你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

马钦忠：我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一个人的行为体现出的更多的是政治的和集体性的，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化运做中体现出的则是纯粹个体的日常生活化行为，这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必然会产生观念上的碰撞和矛盾。从整体上看，虽然目前无论南北，仍然存在着国家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显示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但这种特征正在逐渐的被消解。每一个个体都会在这种消解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必须从靠国家体制的分配转化到靠个人的努力和竞争来创造价值。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真实地面对当代生活中的日常经验，这是每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记者：这种市场化、商业化趋势当然是不可逆转的，但中国的问题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艺术家的日常经验是多样化的。尤其是在北京，艺术家面对的除了商业化的冲击，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钳制。正常的展览不能展出，甚至个人的生活受到不应有的干扰，比如圆明园、东村艺术家群落被驱逐。这对于生活其中的艺术家来说，都是寻常的事了，这也正是他们的日常经验。所以艺术家的作品往往表达出对这种外在压力的反弹、反讽和抗议，这也就是他们不同于广州等地艺术家的对日常经验的表达。

马钦忠：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由于大家的生活环境不同，比方说北京，艺术家就生活在一个政治的环境里，自然体会到更多的是政治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经验，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就生活在其中。但这种日常经验是一种表面的生活的现象，而不具备一种发展的文化学或社会学的意义。所谓社会学的概念是指在某种经济社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与我们个体的生命密切相关的那种东西。实际上，经济上的转型是很快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而文化上的转型却是比较迟钝，这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从已经被